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
白寿彝
“红旗”第十期发表了翦伯赞同志的“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后，我约
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十几位同志对这篇文章交换了意见。我们对于古与今的问题谈得
多些，现在想专谈这个问题。
一 社会发展规律的阐明
古与今的问题中心是古为今用问题。这里所说的“古”，实际上就是指历史知
识；古代史是“古”，中世史是“古”，近代、现代史在这里也还可以说是“古”
。“今”是指现实政治、现实生活。这和课程安排上所说的古今，所指不同。在课
程安排上，“古”可以指古代、中世史，“今”可以指近代、现代史；也可以把“
古”的范围更放大些，“今”的范围更缩小些。“古”和“今”本是相对的，并没
有一条截然的鸿沟。“古”“今”所指可以不同，“古”“今”的语意并没有改变
古为今用，在最本质的问题上，已经解决了。没有解决的，是我们对这些结论
的认识和我们的实践问题。
古为今用，首先是要阐明社会发展规律。对古代、中世史如此，对近代、现代
史也是如此。对中国史如此，对外国史也是如此。
列宁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的时候，曾指出先前一切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
缺点。一个是它们至多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却“没有捉摸到社会关系
体系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性，没有认定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另一
个是它们“恰巧没有包括到人民群众的行动”。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消灭了这两
个主要缺点，并“指出了用科学态度研究历史，即将历史当作一个虽然十分复杂，
十分矛盾，但终究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①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
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
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
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
——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①
能不能全面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是无产阶级史学和剥削阶级史学的根本分歧
点。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武装起来了的无产阶级，才有可能认识社会发展规律，
从而解释世界，并且，“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
苏联的经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和中国的经验，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上一切没落的、腐朽的统治阶级，都害怕自己的死亡，一说到社会发展规
律，就好象看到了已经掘好了等待自己的坟墓，又惊慌，又仇恨。剥削阶级文人想
出各种花样来否认客观规律。“五四”以来，胡适打着整理国故的幌子宣扬实验主
义、奴才主义和投降主义；梁启超吹嘘“中国文明”及中国封建文化和西洋资产阶
级文化的化合；傅斯年公然武断史学即史料学；钱穆颂扬封建道德和封建统治秩序
。他们都无非各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祝福，想用否认客观规律的办法来为垂死的阶
级添筹晋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的分期，在很短的
时间内可以有几种说法，用意不过是在妄图暗示：社会发展阶段并没有客观的标准
，因而社会发展规律是不存在的。同时，托派分子歪曲社会发展规律，把中国封建
社会说成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把当时的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时代，也无非是为了反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说：既然封建社会早已不存
在，就没有反封建的根据了；既然当时的中国是资本主义时代，就不是半殖民地了
，反帝国主义的根据也就不存在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什么“人文史观
”出来了，“文化形态史观”出来了，都是把自己装扮成科学来反对真的历史科学
，装扮成发现了一种历史规律的样子来反对客观存在的历史规律。他们的用意也无
非是无耻地颂扬封建买办的法西斯统治。
反动文人也何尝不要古为今用。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根本的不同就在于：
第一，他们是要古的糟粕、古的假象以及他们对古的编造，为他们的今——反动阶
级的利益——辩护，给自己的反动面貌搽粉。我们是要透过古的假象，辨析是非，
揭露历史发展规律，指出新生力量必然胜利，腐朽力量必然死亡。第二，他们不敢
昌言古为今用。胡适的整理国故和傅斯年以史料为史学，却恰巧就是以为古而古的
装模作样来进行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当然，目前少数还有厚古薄今的意识
的教师，一般是思想认识问题，和胡适等不同。）与之相反，我们是积极提倡古为
今用，从而阐明社会发展规律，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
我们在讨论历史教学问题的时候，一般地是知道注意社会发展规律的。但在说
到古为今用的时候，触及到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候倒少了。也许有人认为，阐明社会
发展规律已是历史教师的常识，用不着再说了。如果真有这种看法，这是不对的。
阐明社会发展规律，对于历史教师说，具有头等的深刻意义。不是怕说的太多，而
是怕说的太少。认为不需要再说了的同志，就说明他把这件事情的意义了解得很不
够。我们不是每天都是要吃两三顿饭吗，还有什么事情比吃饭更熟悉更平常的呢？
但我们并不认为，吃饭的事情可以不说了。为什么？这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很需要它
，不能离开它。一个历史教师对于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为什么不要经常地谈谈呢？
阐明社会发展规律的工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现在我们对中外历史上很多
问题说不清楚，对国内各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点的批判还没有系统地进行，对国外资
产阶级史学还没有怎样交锋，这都说明我们的工作远远跟不上需要。恩格斯说的好
：“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而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每一个别场合和每一具体
研究领域，却是另一回事。”①我们不要说“在每一个别场合和每一具体研究领域
”内都能阐明社会发展规律了，就是对于中国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我们也还没有
得到很好的解决。
近年，我国史学界曾经讨论过的问题，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应如何划限的问
题，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封建土地制度问题，资本主义萌芽
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都是比较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
的适当解决是有利于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但我们还没有都作出适当的结论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如何划限，郭沫若同志在一九二八年所作的“中国社会之历
史的发展阶段”一文中，就已经提出了他的看法。后来他又一再修改补充。现在有
一部分同志同意他的看法，但如何尽可能地利用大量材料并从有关的各个方面的历
史来阐发这个看法，也还是有待于艰苦的工作的。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提出过不少的历史问题，并且也有不少的原则性指示
。我们历史教师对这些问题，不是了解得不够，就是研究得不够。比如毛泽东同志
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
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
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示。从历史上阐明农民个体经济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阐
明个体经济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这就阐明了解放以前中国社会发展基本规
律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增进对农业集体化的深刻的了解，有益于集体主义的思想
教育。这是一个有丰富科学意义的，也是有丰富现实意义的工作。但一直到现在，
在我们历史著作中，体现这一指示的精神的，似乎还不多。又比如，毛泽东同志说
：“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
，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如何从经济基础上阐明这四种
权力产生、发展的直接间接的根源，阐明它们在封建社会史上所起的作用、在封建
社会的不同阶段上所起的作用，也是有巨大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尽管我
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悠久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旧影响，不是一下
子就可以完全消灭的。从历史上作有关“四权”的阐述工作，是有助于提高人们的
思想认识的。显然我们史学界对于这一工作，也是作得很不够的。在“中国革命和
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到的历史问题就更多了。有待于我们工作的
，不是没有，而是太多了。
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里，有不少关于东方的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虽
然其中有一部分不一定符合中国的情况。如何学习这些理论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的阐
明，也还是有待于开辟的工作。
由于我们历史教师中的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小学生，许多历史问题
还不能很快地得到解决，并没有什么奇怪。只有我们踏实地努力，问题总是会一步
一步解决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阐明社会发展规律的工作已经不算
什么了。我们要古为今用，首先还是要抓社会发展规律。
二 “历史的必然性与个别历史人物的问题”
伯赞同志的文章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论述历史的必然性与个别历史人物的问题
。这和我们现在所正在讨论的问题，是有关的。这里说说我们的意见。
伯赞同志说：“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通过无数偶然事件实现出来的。”这话
是对的。但他在下面说的一大片话并没有继续把这句话加以发挥。有的同志认为，
伯赞同志在下面说的许多话，很易使人感到：历史必然性和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是
对立的。如他说：“如果把任何历史事件都说成是和个别历史人物的活动没有任何
关系，而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必然性的结果，或者用历史必然性解释一切历史问题，
那就正象恩格斯所说的：‘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演算一个最简单的
一次方程式更为容易了。’”把任何历史事件都说成是和个别历史人物的活动没有
任何关系，肯定地说，是不对的。但为什么不可以把历史事件归结为历史必然性的
结果呢？用历史必然性机械地往历史问题上硬套的办法当然是不对的，但如通过繁
杂关系（如果存在的话）的分析而得出历史必然性的结论，又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认为，关于历史的必然性和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问题，恩格斯在另外一个
地方，已说得很清楚了。他说社会发展史和自然界发展史有一个根本不同，这就是
在自然界起作用的是自然物，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起作用的，则是人，而人是赋
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而行动或受因热情驱使而行动、并且抱有一定目的的。”
但是这个差别“丝毫不能改变历史进程服从内在的一般规律这一事实。”他说：“
整个说来，在历史现象领域内同样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不过凡表面上看去是偶然
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其实这种偶然性本身始终是服从于内部的隐藏着的规律的。全
部问题就在于发现这种规律。”①这可见，社会毕竟是人的社会，没有人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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