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而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刘少奇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十周年了。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开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以苏联为主力军的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欧亚许多社会主义国宝的建立,都表明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资本主
义的没落是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
国革命把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使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制
度遭到致命的打击。新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中国和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结成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在欧亚两洲连成一片、团结友好
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对于一切曾经遭受过或者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落后国家
的人民,中国革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感觉到,中国人能够做到的,他们也应
当能够做到。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力量对比,
已经有了新的变化。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彻底的解放,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能够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从而迅速地改变着中国贫穷和落后的
面貌。
中国在全国解放后的最初三年间,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二年,顺利地完成了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使工农业生产一般地达到了和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一
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国人民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
分之一百四十一,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使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
重,从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四十。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开始执行
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出现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
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今年又在去年大
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同一九五八年相比较,今年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
之二十,工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十。
钢、煤、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棉纱、原木、粮食、棉花等项工农
业主要产品的计划产量,都将完成、超过或者接近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在一九六二
年完成的指标。中国社会生产力这样飞速的发展,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
的,当然更不是在旧中国的条件下所能梦想的。
马克思说得完全正确:“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中国,没有推翻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没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
就不会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就不会有象今天这样全
国人民精神焕发、意气昂扬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局面。革命给中
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希望和异常光辉灿烂的前途。
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
,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总
路线的胜利。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复地阐明了这样的思想:“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
部革命运动;……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
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一方面,中国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
象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们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隔开
,看不到这两个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民主革命中看不到有把这个革命转变为社
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前途。另一方面,“左”倾机会主义者又类似俄国的托洛茨基
主义者,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内消灭资
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曾导致中国革命受到很大
的损失。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相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正
确方针是:一方面,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明确地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不断革命论,把这两个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在民族革命阶段就尽一切可能为将
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以便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不停顿地立即
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紧紧地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
利和由民主革命胜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任何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都
提不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都不可能把中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地进行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总
路线。这条总路线,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概括,叫做“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①。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大国,它的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贫农和雇农又占农
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农民问题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旧中国的反动统治是
极端野蛮的,人民群众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进步的革命家大批地受到逮捕和杀戮
。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深入农村,领导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
命斗争,达二十二年之久。党采取了坚决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发动农
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线的方针(党的这个
方针一直继续贯彻执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改革中),而不是采取与
此相反的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资产阶级的方针,就使党在农村中建立了强大的
可靠的革命堡垒,建立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把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
革命纪律性逐步提高到接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水平,并且从他们中间取得了党和党
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所需要的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后备。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革命
根据地进行的革命战争,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土地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实际
上是为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长期反复的伟大的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教育了群众
,锻炼了军队,积蓄了革命力量,培养了干部,并且使党的领导在各方面都取得了
丰富经验。
因为在民主革命中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就能
够正确地解决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我
们正确地区别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帝
国主义的工具,是封建主义的保护者和同盟者,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凶恶的敌人,必
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挤,要求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因此,他们有参加革命
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的可能。但是,他们有软弱性,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经常
处于动摇的中间地位。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联合他们进行反
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另一方面,又要同他们的妥协性进行斗争。实行
了这样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就达到了壮大革命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
力的目的,巩固地保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割断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联系的右倾
机会主义者和混淆这两个革命“左”倾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农民问题对我们的革
命事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而也不能正确地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右倾机会主义
者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的路线,把民主革命看成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
不去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主要地依靠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并且对于资产
阶级只进行联合,而不进行必要的斗争。这样,他们就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在
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情况下,就使革命遭到失败,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事业遭
到严重的挫折。就是在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需要抓住时机,进行决定胜负的
斗争的时刻,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也不敢争取胜利,甚至要阻止胜利。“左”倾机
会主义者不愿意联合各种小资产阶级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错误地把中间力量
作为主要的打击方向,否认在民主革命中有联合或者中立各种中间力量的必要和可
能。他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进行斗争,不进行适当的联合,更不愿意利用敌人的具
体矛盾,集中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结果也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使无产阶
级陷于孤军作战,使革命不可能得到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
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忽视农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毅力,在反动统治时期,不承认
我们能够在农村站得住脚,能够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能够经过农村包围城市并
在最后达到夺取城市的目的。所以,“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一
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调换位置。例如王明同志,他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人,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
主要代表人。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的
斗争中团结了全党,从而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使一个革命胜利接
着一个革命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彻底地粉粹了旧中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粉碎了它的压迫人民的官僚机构和军阀机构,从而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实质上是无
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这就顺利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
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革命的最主要问题即政权问题上,标志着中国民
主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
时,巩固地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因而就不需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再进
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由于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的最
后目的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就十分注意地确立了
并且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结果。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国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
的矛盾,而国内的主要矛盾则将由中国人民同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让位给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并且
提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一系列的基本政策。中国人民在全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虽
然还必须继续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在全国很大地区进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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